北大这地方真有点特别,它似是一块磁铁,谁到了这里,谁就被吸住,再也不想离开。其原因并不在校园的美丽。北大现在的校园是很美,但在旧时,那校园说不上美。在战时,在昆明,那校园竟是陋巷蓬屋,是相当的残破了。但在北大人的心目中,它依然很美,依然是一块磁石,吸住你,想着它,恋着它,不愿离开。即使你走向天涯海角,北大依然牵着你的灵魂,占领着你的心。
徐志摩向我们倾诉过他轻轻地来又轻轻地走了的康桥,冰心优美地描写过她所钟情的威尔斯利慰冰湖畔透明澄澈的风光。尽管中国许多远游的学子赞美过哈佛、倾心过早稻田那些巍峨的学术殿堂的美轮美奂,但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所校园,也未必能在他们心中替代北大的位置。
北大有它永恒的魅力。这魅力来自历史、来自历史漫长行进中形成的传统精神。一切犹如人,人有诸形诸态,但人的气质往往仅属于个人。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大学,但北大的精神也仅仅属于北大。当然,北大的地位很特殊,都说它是中国的“第一大学”,由于它作为国家创办的综合性大学,是第一所。溯自古时,它继承了汉太学和晋国子监的传统,算起来也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。作为不间断的校史,而且作为戊戌变法的新学的雏型,自1898年算起的一百年来,北大一方面承继中国悠久的文化学术源流,同时又在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,建立起新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品格。
京师大学堂的建立,其最具本质的特征,即在于以新学取代腐朽的科举,以中西贯通、文理互融的新型大学取代以仕途为目标的旧学。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王朝覆灭前夜的出现,是一个明显的信号。它作为一支烛照封建暗夜的火炬,划时代地宣告了中国文化的世纪转型。
当然,作为一个新的教育体制的形成和生长,它的由旧而新的过程,充满了蜕变的苦痛。京师大学堂在它演变为北京大学的进程中,同样充满了不离开中国国情的错综复杂,同样充满了痛苦与抗争。北大诚然美好,但也并非绝无杂质的纯粹,“老北大”或“穷北大”的谑称,大体也能说明北大的朝气与青春的另一面。时至今日,北大依然有它的积习与痼弊,把它想象为无可挑剔的完好,并不符合这所“太学”的实际,也不符合它的性格。
诞生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,是与中国的苦难与追求相联系的。1898是充满痛苦和灾难的年代,有很多的焦虑和困窘、有很多的流放、囚禁和牺牲。建立京师大学堂是有感于中国的贫弱与无边的悲痛。当日中国如狂澜中的一叶危舟。改变科举、建立学堂,旨在培养拯救国运的新型人才。因而,这所大学的诞生,是无边暗黑的沉云中,求生存的一线光亮。
北大诞生于无边的忧患中。那一场激情的梦幻破灭之时,许多志士仁人为此付出了代价。流产的改革使新政的一切构想都变成了空文,唯独这所大学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了下来。这个站立在废墟上的幸存者,它既是苦难和阴谋的见证,又承担了那些死者的遗愿。所以,北大从它诞生之日起,就承袭了中国苦难与忧患的遗产。当然,上一个世纪末的理想和追求的火种,也在它的身上得到了绵延。
这是一个宿命。千年的梦想、百年的抗争、1840年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的苦难,死者无声的托付,生者的吁求,都遥遥地羁系在这片风雨迷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。史载,戊戌那年突然降临的灾难,使京师大学堂未能如期开学,直至1902年方才正式上课。开学之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,却是非关学业的,1903年俄国没有按照条约从营口撤兵,当年4月30日,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“鸣钟上堂”,集会抗议,他们的爱国行动推动了全国抗俄运动的发展。这是北大建立之后的第一次爱国行动。北大师生作为现代知识者的精英意识,第一次得到显扬。这是让人耳目一新的举动,黑暗沉沉的中华大地上,燃起了20世纪第一线觉醒的曙光。
这所大学,它诞生在灾难深重的年代,它承袭了这大地上的全部忧患,生发而为抗争和奋斗、追求和梦想。在“广育人才,讲求时务”的召唤中,走来的一代又一代学人,万家的忧乐、社会的盛衰、充盈着这批最新觉醒的中国精英的心灵之中。当周围处于蒙昧和混沌状态时,这里的呼唤和怒吼是黑暗中国上空的惊雷!
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摇篮和发祥地,民主广场的钟声,从沙滩红楼传向古老中国沉睡的大地。从抗议丧权辱国开始,北大人把思考转向深沉,把批判和抗议转向新思想、新文化的建设。蔡元培主政北大时,提出“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,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方针。这十六字真正体现了北大的魂,是一种能够包容一切的大气度和大胸襟。蔡元培校长为改革当日北大的陋习,即确定学生以学业为目的的方针。为达到兼收并蓄的目标,他邀请各派学术巨擘来校任教,使古今、东西、文理互融互通成为北大学术一大景观。由于嗣后各届校长秉承蔡先生确立的方针,使北大在它校史的每一阶段都如一面旗帜,飘扬在中国教育阵地上。
北大人以精英使命自勖,他们从未曾忘却他们的社会承诺,但北大也从未降低过自己确立的学术标准。这种要求,早在一百年前酝酿建校之时即已确定,清政府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》说:“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,万国所瞻仰,规模当极宏远,条理当极详密,不可因劣就简,有失首善体制”。仅有第一等的才智还不够,还要有第一等的胸襟,第一等的怀抱。因为心系于天下,眼界自然开阔,神气自有不同。这是北大学生的常态,也造成北大学生常被人垢病的傲气。
这里是科学民主的故乡。北大人一直高举蔡元培校长倡导的学术民主、思想自由的旗帜,在艰难的年代,在困苦的岁月,为科学、为真理、为正义、为维护人性尊严,北大人从来没有放弃过独立的思考,勇敢的抗争。人们不会忘记那个春寒料峭的时节,思想如刚刚解冻大地上冒尖的草芽,一曲“是时候了”,呼唤人们高举五四火炬、拆去人间藩篱,表现出新时代的激情。当思想被禁锢,充满挑战勇气的“一株毒草”赫然出现在墙上,那激情的宣扬让人耳目一新。那时胡风冤案既成,举国一片静默,是北大的莘莘学子发出了公开的质疑。在新时代,为了维护思想自由,一位张志新式的北大女诗人,悲壮地赴死在黑暗与黎明交会时刻。
一百年的青春,一百年的激情,一百年的奋斗,留下了一百年难泯的记忆。最难忘,年年岁首,大膳厅灯火辉煌,马寅初校长在新年钟声中,带着微醺致辞。他的潇洒不羁,在思想禁锢的年代,是一缕带着暖意的和风。马寅初终于以诤言获罪,他的《新人口论》遭到围攻。马寅初勇迎风暴,他的《重申我的请求》是一道惊世骇俗的雷电:“我虽年近八十,明知寡不敌众,自当单枪匹马,出来应战,直至战死为止,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。”坚定的人格,坚贞的气节,凛然不屈的坚持,在马寅初沉重的金石之声的背后,人们不难发现那种年轻了一百年的北大精神。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,从严复到胡适、陈独秀,从蔡元培到马寅初,这是一道永不枯竭的春天的长流水。这水已流了整整一百年,它将永远流下去,它是北大永远的骄傲。